部分美国学院和大学正在裁减整个院系。表面上，这些削减和终止的原因是“优先级”，这是大学管理人员对哪些学科值得资助和关注进行排名的术语。纽约圣约瑟夫学院的一个“优先级”委员会将其描述为“中心性和重要性”、“需求和机会”以及“生产力、收入和资源”的排名。如果这些说法听起来像是大学行政人员啰嗦晦涩的官话，那是因为它们巧妙地将行政判断伪装成某种正当程序。在全美范围内，这样的术语被用在社会科学系和文科系上。突然之间，这些院系的教职工被期望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以及为什么会有人需要一个英语学位。

来自印第安纳州玛丽安大学和普渡大学的两个例子也揭示了如何使用“优先级”等术语掩盖出于政治动机的“切除手术”。优先级通常认为工程院系需要从管理部门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和被视为无用且毫无意义的英语或政治学等专业不同，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隐含着对工作的承诺。如果能冲进让我们的数字宇宙成为可能的编码者大军，成为其中一员，谁还需要读过莎士比亚或者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就是梦想所在。实际上“优先级”辩论是改变美国高校政治人口统计分布的绝佳掩护，特别是在深红州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玛丽安大学的案例很有启发性。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领域的支持巧妙地对应着清除最左倾教授的项目，这样的教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教授英语、历史或者政治的院系中。如果你在印第安纳州之类的红州有一个右倾的董事会，那么像 Johnny Goldfinger 这样的教授就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会威胁到那些希望学生选民对民主进程了解得更少而不是更多的人。在一个一切都围绕着政治路线分裂的国度里，这可能是对大学校园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的秘密攻击。

尽管当前关于文科的辩论可能会让你相信，但并不是所有的雇主都在寻找软件开发人员。长远的观点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针对的也不仅仅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刻。管理人员认为最值得优先考虑的编码和其他功能很可能会让人工智能完成，人工智能可以以比人类更高的精度和速度完成这些艰苦的工作。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文科教育对生存至关重要。在教育学生如何尊重差异并就分歧进行对话时，文科教育提供了维持健康、有效的民主所必需的技能。

根据认知武断地进行排名，让一种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这种做法既不能够让所有学生都赚到丰厚的薪水，也不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削减院系和教授与提供最好的教育毫无关系，只有当这种做法的真实目的是更大政治项目的一部分时，它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