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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js 写道 "“在伊斯兰国的土地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平等的，不过一些穆斯林更平等。” 阿布·苏尔坦（Kamil Abu Sultan） 一位来自车臣的圣战者，目前隶属于IS下属的车臣军团，作为一名人弹志士，他的IS梦 - ”在正确的场合引爆自己“，目前看来遥遥无期，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阿布在一个与ISIS车臣营有直接关联的新网站上发表了一个帖子，名为“伊斯兰国的腐败”。他所在的ISIS兵团由一个名叫查塔耶夫（Akhmed Chatayev）的车臣退役军人领导，其成员大多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
文中他这样写道：”人弹名单在叙利亚是那么长，以至于一些人弹还没得到机会引爆自己就死在了战场上，查塔耶夫首领跟我说叙利亚的人弹名单太长了（几千人在那排着队呢），一年轻车臣哥们等不及了，就窜入了伊拉克想碰碰运气，在那里他满怀期待的等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排上，最后他又回来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状？是腐败！是伊拉克战区IS高层搞腐败，这些沙特人大搞人情网络，只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排在人弹名单前面，没关系你就在队尾等着吧，这些沙特人大搞垄断，除了关系户，谁都别想排到前面去。“ 阿布说车臣圣战者们希望查塔耶夫能像上面反映一下沙特人的腐败裙带问题，”解决这种垄断自杀人弹排名的腐败问题只能找高层，直接对话哈里发（巴格达迪 al-Baghdadi）。“
根据最近俄国网站报道，哈里发二把手的儿子和哈里发的一个兄弟都完成了人弹引爆活动。看来这俩排名也挺前的。
伊斯兰国（IS）在世界各地的人弹排名是不同的，2014年7月，英国武装分子哈迈德（Kabir Ahmed）曾经提及过ISIS自杀式袭击人员名单，他向BBC表示他自己已经在名单上进行了登记。此人于2014年11月在伊拉克成功发动了一次汽车爆炸袭击。今年3月，澳大利亚18岁的武装分子比拉蒂（Jake Bilardi）在最近刚刚陷落的拉马迪执行自杀式袭击，他获得自爆机会也只等了几个月，据他说他的人弹名单上只有12个人。据IS入门手册所言，加入人弹候补名单后要耐心，想成为人弹候选先要在IS新兵营完成基础训练，然后你可以选择是成为野战圣战士或者人弹，如果你选择人弹才有可能被选入人弹名单进行排名循环。
为什么IS如此热衷人弹（它们称为”殉教行动“）呢？不都是为IS（哈里发）去死吗？和普通战斗死亡有啥区别？主要理由是，人弹攻击（主要是汽车炸弹）被视为一种战术优势，这种自动制导精确定位的武器是别的交战方所没有的，而且，这种人弹袭击还能造成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层面影响这是一般战斗无法达到的。 "
微软的演示软件PowerPoint自1987年诞生以来被装在了全世界超过10亿台计算机上。据估计，每天演示的PowerPoint幻灯片超过3000万。随着PowerPoint征服了世界，批评家也越来越多。许多对PowerPoint的批评言之有理：幻灯片过于简化，列出的要点抹掉了几乎任何问题的复杂性，幻灯片是设计跳过学习过程，其中包括了对话、眼对眼接触和讨论。当然PowerPoint也有优点，它可以帮助企业推销产品，或帮助老师在课堂上介绍课程内容。但作为一种动态参与的手段，它是深思熟虑的简报和技术报告的糟糕替代物。它变成了一根拐杖。我们应该丢掉它。这是《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的观点，但软件真的应该为人类自己犯的错误负责？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1930年代指出，科学家应该尝试证伪他们的假说而不是验证假说。这一主张背后的推理是你不能只是寻找一系列不同的确认实例就能证明一个假说，但你能通过寻找反例证明假说是错误的。对于技术问题来说，波普尔的见解能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导，证伪你的结论可能不会带来正确答案，但可以避免浪费几小时时间去追逐一个不正确的答案。我们许多人在处理问题时都是凭着直觉去证明自己的推断，寻找到某些能证明结论的数据，同时下意识的忽视证伪结论的数据，因为我们的第一直觉是自己是尝试确认结论而不是证伪结论。
2000年，科技股崩盘，风险投资枯竭，许许多多的科技公司蒸发。今天的人们似乎看到科技公司笼罩在同样阴影之下：打车软件Uber估值超过400亿美元，成立一年的企业消息应用Slack估值28亿美元。在几年之前，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人企业寥寥无几，它们是风投家眼里的“独角兽”，今天的独角兽已有107头，以至于风投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十角兽”去形容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如Uber。没有人怀疑许多独角兽有着实实在在的业务，其中一些可能伴随我们几十年。但估值的膨胀让人担心投资决定受到了害怕错过（the fear of missing out）的引导，太多的钱去追逐少量的优质交易，而估值过高的创业公司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不必要的开支。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的总裁Sam Altman说，从总体上说企业并没有估值过高，但太多的钱确实会杀死好的公司。
paopao 写道 "做新媒体创新研究的阿志近日有些烦恼，因为他在微信拉了一个大型群聊，数百人的规模，据他讲“都是新媒体、互联网技术业界精英”，也包括一些急于转型的传统媒体工作者，阿志的初衷是希望集思广益，汇拢业内智识，在相关话题的交流中调动和激发创意。但事实并不如他所期待的这般美好。 “没办法，大家对专业问题发言积极性提不上来，说着说着就跑题了。说正经事就冷场，其实都在线，就是不说话，如果这时候谁发个红包，瞬间抢光”，阿志说...“群体的凝聚力”是指个性心理特征中的统一相应的整体配合效能、归属心理在意志过程中的“共同责任利益意识”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士气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无顾忌的积极发言、贡献智识和资讯资源，是一种只能来自于主动的行为。“归属心理”很好理解，就是群体认同，大致表现为人们对涉及某一特定概念的群体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相应统一，其典型表现为人们对某社会群体及其中个体的亲近和认同。很明显，相比圈子化组合，非圈子化群体在此方面是薄弱的。
"
根据发表在《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上的一篇论文，经济学家分析婚姻和幸福，发现婚姻使人们比孑然一身者更幸福，对生活更满意，特别是在压力最大的时期，如中年危机。研究还发现，视配偶或伴侣为至交的人，从婚姻中获得的生活满足感大约是其他人的两倍。和男性相比，女性从与至交结婚中受益更多，不过女性视配偶为至交的可能性更低。从前婚姻是功利的：女性为了找个丈夫挣钱，男性为了找个妻子持家。过去半个世纪，婚姻经历了剧变。男女的角色变得更加相似。结果，配偶承担起了同伴和知己的角色，特别是那些经济状况稳定的人。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认为中国需要反思TD决策错误的制度根源。TD-SCDMA技术主要来自西门子，并非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也没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而推行TD技术的整个过程完全是依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都被封杀。对于TD的争论，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争论，而关系到中国基本的决策机制。如何才能够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阚凯力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在市场中，消费者自然会选择最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用脚投票”，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就迫使企业选择最适合的技术和设备。
《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认为，欧盟委员会对Google的反垄断调查，将检验其是否有能力扭转自身权力受到无形侵犯的情况。让欧盟委员会不满的核心问题是Google的“延伸搜索”功能，它让我们省去几次点击，减少几个中间人。搜索“天气”时，Google现在将直接显示天气预报，而不是引导我们去别的网站。Google表示，这么做是有益的。但这家搜索引擎公司还想要进一步掌握我们的习惯、日程和社交圈，预知我们的需求。执行主席Eric Schmidt曾将其称为“巧遇引擎，声称这就是搜索的未来。Google把广告与“巧遇引擎”先知先觉的种种可能结合起来，就可能把公民变成机器人——他们将一方面沉浸在自由意志的幻觉中，另一方面却生活在一个由选项、推送和建议组成的世界里，而这些选项、推送和建议是由仅为盈利目的而优化的自主算法生成的。迄今为止，仅在中国和俄罗斯出现了类似Google的公司——动因是担心来自外国的间谍活动——尽管其业务模式几乎毫不尊重个人隐私。
中国和美国最近都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都失败了，显示高超音速推进和飞行仍然是未经检验的技术。随着材料和技术的进步，高超音速飞行面临的挑战可能会得到解决，但国际机器人武装控制委员会成员、物理学家Mark Gubrud建议禁止高超音速导弹试验，以终止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法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不同，主要用于携带传统弹头高速攻击目标。在美国它被宣传可在情报机构发现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时快速发动攻击。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官员都表示，他们担心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会被用于发动第一次核打击，所以他们也都发展了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控制，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paopao 写道 "自从欧盟法院于5月13日就“被遗忘权”判定Google败诉，指民众有权要求搜寻引擎删除内容带有个人资料的连结后，Google已按相关的“裁决”建立平台，让欧盟公众网上申请移除连结。而其他的搜索引擎公司如Bing，也跟从法院的判决，接受移除连结的申请。在短短一个半月里，Google接获91,000个申请，要求移除328,000个连结，当中有53﹪已被移除，32﹪被拒绝，其余在跟进中。被删除的连结，不少指向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内容，当中包括前政界中人在其任内因为推行的政策所受的抨击，一些载有罪犯名字的报导，一些提到专业人士名字的负面评论，以及一些人曾经写过但后悔的文章。由于申请者众，搜索引擎公司只能机械式的处理，只要申请人填妥网上表格，基本上就会接受。其实法院的判决是引用了欧盟1995年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法令。虽然，法院强调“公众人物”并不享有这种保护私隐的权利，但何谓“公”？何谓“私”？应由谁决定？难道要私人企业去变成执法者去画这条界线？此外，更令人忧虑的是，原来一直以来法国数据保护组织(DPA -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都在执行这条95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当该组织收到类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投诉，它不单要求搜索引擎移除连结，更会直接要求出版人删除相关内容或以匿名的方式发放。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工运领袖指出，一段网络视频中有他的发言，令他找不到工作，结果DPA要求影片出版者删去他的名字。问题是，若这位工运领袖未来决定从政，选民就难以找到他以往公开活动的资料。目前，欧洲一些关注言论自由的组织已发声，要求制定一个有法理依据、公开、透明的机制，去平衡私隐权和言论自由。"
许多人都盼着电子邮件死亡。《商业周刊》记者写道，电子邮件已死，至少这是硅谷所指望的；工作软件创业公司Asana的一位联合创始人说，电子邮件变成了反生产力的工具。今天的年轻一代将电子邮件视为老人的技术，连学校官员也说向学生发电子邮件毫无意义了。尽管如此，电子邮件仍然长盛不衰。你杀不死电子邮件，因为它就是互联网上的“小强”——此处是褒义词。电子邮件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开放平台，代表着不同于今天流行的封闭系统的模式。电子邮件是一个避难所，是社交网络和信息服务所构成的围墙花园中间一块令人兴奋的自由风景。
从微软到奔驰，世界上最知名的品牌一个接一个成为中国反垄断调查的目标，让所有跨国公司揣测自己的在华投资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跨国公司迄今的反应是目瞪口呆之下的沉默。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跨国公司的高管表示，他们正试图搞清楚这是不是标志着中国发起一场保护主义运动，以及这场运动可能走多远。泰乐信的周照峰称，“在以往的反垄断案件中，人们清楚企业违反了什么法律，但这一次不是很清楚。”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有选择地打击某些外资企业是中国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2012年末掌权的习近平掀起的。前外交官姜丽勇表示，利用反垄断法规惩罚外国公司是有意的，因为此类行动并未受到WTO或其它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明文禁止。他表示，中国政府内部的“左派”（认为应当把外国公司排挤出去，为国内竞争对手创造有利环境）和“右派”（相信反垄断等法规应当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之间存在激烈辩论。上海同济大学的刘旭指出，国家发改委也调查了国内企业，但不公布那些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公司是更好对付的替罪羊，惩罚它们可以警告整个行业。
中国正利用推出六年之久的反垄断法对外企施加压力。专家称，未来这一趋势将加剧，因为政府正力图对外企产品在中国的定价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最近几个月，中国反垄断部门对在华外企发起了调查，调查对象从奔驰等汽车生产商，到微软和高通等科技公司。专家表示，中国政府意识到，外企对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开出的产品价格通常高于全球其他市场的水平。官员们感觉中国消费者被剥削了。更大力度的审查（特别是过去一年）从一定程度上源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到其他地方的人支付的价格。中国官媒曾在报道中批评过星巴克和多家豪车生产商在中国的售价过高。星巴克表示一个原因是高额的房租费用，而进口豪车也面临高额的进口税。
广电总局将其监管范围从广播电视扩大到了互联网电视，而互联网电视应该属于工信部的监管范围。在广电禁令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庇护。电视是最普罗大众的媒体，所以对电视屏幕施以更严厉的监管尺度，是国情需要，在政治上也合乎逻辑。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电视很难在市场化上有较大的突破，广电总局出手管理，自然也心安理得，既符合其宣传的定位，也符合维护系统利益的生意。从体制架构看，工信部仅仅是国务院诸多职能部委之一，而广电总局的宣传管理职能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意识形态管控权力的具体实施部，负责内容的管控。意识形态领域的行政行为政治属性强，法律属性弱，行政命令更加得心应手。不管再强的网络，再新的技术，终归是为了传输内容，而意识形态的管控，落到实处，就是内容的管控，而这正是广电的传统优势。广电顺着内容蔓延到一切新生技术上，进入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工信部的领域。TVOS就是一个广电系统涉足信息产业的典型例子。
手写重要吗？新证据表明，手写和更广泛的教育发展之间存在深深的联系。儿童最初学习手写时，手写不仅能让他们学会更快地阅读，而且还能更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意，让他们牢记信息。换言之，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写了什么——我们怎么写也一样重要。巴黎法兰西公学院心理学家Stanislas Dehaene说，“我们写字时，会自动激活一条独一无二的神经回路。它能对所写文字的笔法做出核心识别，这是大脑里进行的某种心理模拟识别。”
他接着说，“似乎这条回路在以一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发挥作用。学习变得更容易了。” 印第安纳大学心理学家Karin James牵头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持。研究人员发现，当孩子们徒手画出一个字母后，其脑部有三个区域显示出脑活动有所增强，这三个区域是成人阅读和书写时激活的大脑区域，它们是左梭状脑回、额下回和后顶叶皮层。与此相反，打字的孩子，或者沿着字母或图形边缘描摹的孩子并没有显示出这种反应。
发表STAP万用细胞论文的小保方晴子一度被誉为学术明星，但她释放出的耀眼光芒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她承认犯有一些错误，但说自己并无不良动机。这一事件还牵涉了一些日本最受尊敬的教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4月，山中否认了他在2000年的一篇关于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论文中伪造图像的说法，但他承认，就像小保方一样，他找不到实验室笔记来支持自己的反驳。批评人士说，日本最好的大学粗制滥造出了成百上千的低质量博士。年轻的科研人员没有学过如何详细地记录实验室笔记、恰当地援引数据，或是对假设提出质疑。批评人士指出，即使是小保方不当行为的调查负责人石井俊介，在4月也被迫承认，自己2007年发表在《癌基因》上的一篇论文中的图片“存在问题”。这位分子遗传学家因此辞去了调查委员会的职务。山中伸弥认为处理和孤立小保方的方式令人气愤，“他们把她放到屋顶上，然后把梯子撤了。”
wmr 写道 "社会学家Tom Shakespeare分手后决定注册约会网站时，发现了一个新鲜的选项：SBNR，意思是唯心但不信教。基督教教徒越来越少，没有多少人成为无神论者，很多不参加宗教，却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人们愿意相信一些信条，以自我感觉良好，却不参加宗教，帮助他人、改善世界。他的选择恰恰相反，他愿意当教徒，但不相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力量、圣迹或者投胎，以及任何没有科学证据的东西。英语“宗教”来自拉丁语，原意是去结合或连接。宗教人群中提供纽带，让个人互助，连接到更广阔的宇宙。它提出纪律，教导我们应该为别人改变个人意志。如果利用得当，宗教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献身正义和社会行动。社会学研究显示，参加有组织宗教对身心健康有好处。"
记者Quinn Norton根据其亲身经历称，她的一位朋友发现了一个软件漏洞，找到了获得网络管理访问权限的方法，他写了一个脚本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能控制5万台电脑。因为担心被FBI抓到监狱里，他毁灭了所有证据，甚至将硬盘扔进火里。这个故事一点也不特别，安全领域的许多故事比这更糟糕，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上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NSA不是互联网上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不过是最大的食腐动物，它的工作之所以出色只是因为软件本身实在在太糟糕了。软件之所以变烂是因为它太复杂了，要么它需要与同一台电脑上的其它程序通信，要么它需要通过网络连接与其它电脑通信，你的电脑不只是一台电脑，盒子里面套着盒子，每个都装满了小小的软件试图协调动作互相通信。计算机日益变得复杂，而人类仍然那个自命不凡的烂泥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