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正式发布Windows 8引入了全新的UI(最初叫Metro风格UI，后因商标争议改叫Windows 8风格UI)，传统Windows XP/7计算机用户和科技专栏作者抱怨新的UI是多么难用，多么不适应。但他们会比一个3岁孩子还笨？如果一名三岁儿童在适度使用后便能学会用Windows 8，那么任何人靠一半脑子就能轻而易举学会。Adam Desrosier在他的3岁儿子Julian身上做了这个实验，证明习惯Windows 8并不难。而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已经成功过渡到了被他称为“了不起的”Windows 8。

学习或研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维持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因此在许多大学里，学生和研究人员会服用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症（ADHD）的非处方药物，例如阿得拉(Adderall)和利他林（Ritalin），它们被作为“study drug”或者是“认知增强剂”使用。但阿得拉是一种上瘾性药物，有副作用。假如有一天能研制出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认知增强剂，我们是否可以任意使用，为自己创造大自然母亲没有赋予我们的能力？认知增强剂的使用伦理问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我们不能滥用此类药物，因为它们是设计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例如注意力不集中症患者。另一些人认为，如果人们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有什么错的？

2011年2月，诺基亚宣布放弃Symbian和其它自主研发的手机操作系统，实行战略转移，不顾一切的投入到微软Windows Phone阵营。7个季度之后，诺基亚的Lumia手机出货量950万部，而Symbian手机售出9600万部，出货量大幅下跌，上季度仅仅只有340万部。Symbian手机的坠落式下跌并不出人意料，但下跌速度超过了市场预期，诺基亚未能从功能手机平稳过渡到智能手机。它的失败不在于选择替代智能手机系统，而在于排他性选择Windows Phone。通过与微软达成排他式协议，诺基亚获得了10亿美元的平台支持费，相当于每部Lumia手机微软补贴了86美元。但如果不签署排他性协议，Symbian的下滑能达到市场预期（两年1.5亿部），以平均每部手机200美元计算，诺基亚因此损失了90亿美元。如果每部手机的利润率33%，诺基亚放弃了三倍于微软平台支持费的利润。

从矛到原子弹，致命的武器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从原始平等主义社会，到专制和民主社会，武器技术的创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新武器的出现可能会驱动人类文明走上全新的轨道。 最古老的矛有40万年历史，鉴于考古记录的不完整，加上木头不容易长久保存，所以肯定矛的历史远远长于40万年。矛可以帮助猎杀猎物，也可以从远处猎杀同类。因此当矛出现之后，文明结构从强人蛮力统治时代进入到社会平等合作时代。平等主义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持续了数十万年，直到一万年前才被打破，原因是农业的发展推动了贸易的增加和武器技术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导致了阶级的出现，上层阶级可以利用财富建立一支武装去保护自己。人类从此进入了专制国家时代，下层阶级通过纳税获得上层阶级的保护，只要外部敌人的威胁胜过内部的非人道剥削，系统就是稳定的。但靠钱收买忠诚天生缺乏稳定。17世纪火器的发明推动基于等级权力的专制制度被民主制度取代，因为致命的枪将权力归还了民众，公民通过火器打破了国家在高压威胁上的垄断，合作再次成为主流。过去70年，超级武器如原子弹和生化武器的发明推动了国际间的合作趋势，因为不合作人类就没有未来。但原子弹对一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它不能让一部分人比另一部人有更多的权力。所以，国家本身仍然靠枪杆子说话。研究发现，一个国家越多垄断武器它越专制。

67岁的刘延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她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跻身中国最高决策层，但机会不是很大。目前女性只占中共中央委员的十六分之一，只有一名女省委书记和一名女省长，虽然中国硬性规定城市的四名副市长中至少应该有一名女性，但这一条在执行中往往成了“只有一名女性”。中国的精英政治仍旧是男性的天下。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学家Willy Lam称，女性要爬到当地的领导岗位面临许多困难。Lam说，要成为大城市的市长或省长，你需要成为男性中的一员，需要善于饮酒，也许还需要搞个情妇，适度腐败一下。中国不缺乏腐败的女性，但政治仍然是一个男性的现象。

10月26日发布的Windows 8，对世界最流行操作系统而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平板首次得到了与传统桌面电脑同等的待遇。微软大幅修改Windows旨在回应苹果iPad和iOS的成功，但 Ars的一篇评论认为微软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模仿苹果。 未来的计算机是作为一种自由的工具还是一种审查的工具？苹果iOS的围墙花园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微软应该重新考虑他们的Windows RT计划。封闭的应用程序商店模式有其安全和便捷的优势，但在全面考虑用户自由、安全和便捷性之后，作者认为Mac OS X和Android提供了更好的模式：它们同样默认启用围墙花园，但同时提供了退出机制，因此能在不牺牲用户自由的情况下提供同等的安全和方便。

联想创始人、董事局名誉主席柳传志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改革，但反对暴力革命。他说，企业家和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为什么现在生活比过去更幸福的人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他承认企业家不怎么敢站起来与政府抗衡，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 “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前诺基亚执行官Tommi Ahonen认为，诺基亚董事会必须立即开除现任CEO Elop。他说，如果你的战略中的三大支柱有两大支柱工作，只有一个支柱断了，那么你应该悄然转移断了的支柱，加固另外两个支柱。而如今，三大支柱全断了，你应该马上就跑，彻底改变整个战略。但诺基亚董事会却无声无息。Ahonen推测原因有三：董事会或者在轮子上睡着了；或者不称职，或者是和不称职的CEO互相勾结。他说，Elop以一己之力摧毁了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他质疑诺基亚董事会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自2010年心脏手术后主要以素食为生，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名誉教授坎贝尔（T. Colin Campbell）认为绝对素食比含肉类和奶制品的饮食更健康。他的研究得出了与多吃肉奶蛋有利健康的常识相反的结论：真正健康的是不怎么或者完全没添加油、糖或盐的全天然植物性食品。他说，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患病率与动物性蛋白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实验动物在摄入过量的蛋白质（牛奶中的主要蛋白质）时酪蛋白会有明显的刺激癌症发展的作用。改吃少含或不含盐、糖和脂肪的全天然植物性食品对健康会带来出其不意的好处。康涅狄格大学的营养科学教授罗德里格斯（Nancy Rodriguez）则说，饮食平衡包括摄入主要食物群中的每种类型，作为平衡饮食的一部分，吃一些肉类和奶制品对健康是有利的。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被短期效益掩盖的问题逐渐呈现，用“权威(Authority，也叫威权)发展模式”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样板”造成的破坏和后果正在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在，微观经济面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各种难题；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陷入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处境；社会矛盾加剧，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官民关系紧张。吴敬琏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体制性障碍，才能遏止腐败，清明政治，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他认为，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在中国，即使是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偏重于国企，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使居民的储蓄不断贬值，而大规模政府投资的背后消耗的就是居民家庭储蓄。用《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作者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话说，“牺牲了普通家庭储户的利益，来为国有企业谋利。”专家把这种体系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依靠把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国有银行、政府支持的企业，以及那些与该体系有密切关系、得以从中牟利的少数富裕者手中。中产阶级家庭无法享受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全部果实。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计算，仅2008年，政府政策的结果相当于向中国普通家庭征收了相当于360亿美元的隐性税，相当于中国GNP的4%。过去十年间的隐性税总量也许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钱实际上是银行从消费者手中拿走的。

前Google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发表文章说，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取得成功，他认为最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监管，而在于自身。他举出了四个原因：过于短视，本地化团队未获授权，全球进程缓慢，文化差异。李开复并没有深入说明理由，只是寥寥几句概尔论之。但他的评论让人联想到了2010年谷歌搜索退出中国大陆，去年Steven Levy在其著作《In the Plex》中谈到了李开复和谷歌中国，Google之所以退出中国，外因可能高于内因，而内因则和李脱不了关系。

计划生育备受争议，老龄化、男女性别比悬殊、青年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正迫使社会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但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个制度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吗？美国研究人员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利用贝叶斯方法预测各国的人口。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下降，实际上还会下降的更快。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蔡泳解释说，“因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重点是胎次，忽略了生育年龄和间隔对生育率的影响。只关注了‘少’，把‘晚’和‘稀’丢掉了。结果中国人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到初育的间隔比50年代缩短了。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造成了人们抢生、超生，使得198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未能持续1970年代的下降趋势。”

Linux创始人Linus Torvalds在Google+上称呼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是“ f*cking moron（白痴）”，原因是罗姆尼开玩笑的说“飞机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窗户打开乘客会更安全”，在缺乏上下文不知道罗姆尼语气的情况下是可能会把玩笑当成真话。Torvalds在本月初还称罗姆尼的宗教摩门教是“bats**t crazy”。Torvalds是Linux创始人并不代表他在其他方面都正确无误。

物理化学数学类研究一般都以数据和公式推导出研究结论，但文史哲社类的研究则主要参考前人著作得出新的见解。而这个前人可能是德国人，英美人或法国人，研究者必须面对一个语言问题。科普作家卢昌海谈论了拙劣翻译与文科研究的风险，认为译文即使是公认优秀的译文也常常与原文有出入，影响阅读者的理解，有能力的研究者应尽量阅读原文。他举朱光潜为例；“ 1983年3月，朱光潜赴香港讲学期间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早年的美学观点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在过去是很严重的指控)，为了自辩，他晚年‘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仔细对照了‘马克思经典著作原文’，结果发现‘译文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包括了‘斯大林时代在日丹诺夫影响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程序员 写道 "StackExchange上的一个英文同名讨论贴(译文上，下)，有网友问：“在我看来，东方的程序员如何看待西方同行是一个有趣并且重要的问题。通常认为东方国家（印度/中国/菲律宾）是为西方国家提供外包服务（美国和欧洲）的。你有过参与离岸开发的经历吗？如果有，你对此有何看法？对于西方程序员你有哪些总印象吗（比如是否具有协作精神，是否按时交付产品，或者他们的工作质量如何）？”不少东方程序员（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孟加拉国、菲律宾和中国程序员）根据自身经历，发帖讲述各自眼中的西方同行。"

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是无人机的十年：远在千里之外的飞行员操纵着无人机向中东和南亚的可疑武装分子发射地狱火导弹。今天三分之一的美国军用飞机是无人机。但战场上的机器人无法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能力，它们时刻受到人类操作员的干预。不可避免的是，未来的致命自主机器人终会出现。一群学者正在争论战场机器人的道德伦理问题：乔治亚理工教授 Ronald C. Arkin认为，致命的自主机器人系统能比战场上的人类士兵在道德上更优越，他开发了一个机器人算法，整合了“道德控制器”，他相信有一天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能严格按照国际认定的战争法则开火或停止射击。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Arkin的道德控制器虚无缥缈，认为目前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需要军用机器人系统进行生死道德判断的程度。

流量生意模式是中国互联网最基本的商业模式，因官方参干预而偃旗息鼓的360百度搜索之战本质上是流量生意模式的延伸和围墙花园的一次应用。 根据CNZZ的流量统计：开战前的8月15日，百度搜索流量份额占75.44%、搜狗7.44%、谷歌中国5.61%；9月15日，百度占64.12%、搜狗8.39%、360搜索8.59%、谷歌中国3.93%。谷歌的一半流量来自360导航，影响最大；搜狗流量主要是自家浏览器，因此基本没有影响。搜狗摸索证明了“客户端-浏览器-搜索”的商业模式，360流量短期飙升得益于其浏览器份额更大，但技术实力略逊使这一趋势难以持久。360本质上做的是流量生意，而搜索是流量生意模式的最高形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涉日游行示威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但众所周知中国游行示威的合法申请手续无比复杂，申请基本不会通过。而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警察和身穿便服的疑似示威者坐在同一辆汽车上，到达目的地后警察还会与这些示威者面授机宜。当然，参与游行的除了“官方代表”还有许多确实是主动参与的人士，他们可能是打砸抢等暴力行为的主力。文明的抗议演变成野蛮人的狂欢、集体暴力以及机会主义者的趁火打劫，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但专家指出民主和专制制度下的暴力现象存在区别。已故政治学家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在《集体暴力的政治(PDF第一章预览)》一书中认为，民主能够抑制国内暴力的发生，高强度的暴力很容易发生在低能力(Low-capacity)的非民主制度下，这种制度为机会主义者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

最近的钓鱼岛风波引发了又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格里斯在其《China’s New Nationalism》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面子民族主义”，即必须建立在和“他者”的不断互动之上，美国、日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人用“胜利者”话语和“受害者”话语去解读中美、中日之间的历史交往和现实摩擦，从中汲取了建构民族主义意识源源不断的素材，用以保存国家和自身的“面子”和尊严。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家程映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种族民族主义”，其现代发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龙的传人》中对中国人种的叙述：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但爱荷华大学教授唐文方和同事在《Nationalism in China》(尚无免费下载)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高度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学历越高民族主义意识越弱，经济收入越低民族主义意识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