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Google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发表文章说，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取得成功，他认为最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监管，而在于自身。他举出了四个原因：过于短视，本地化团队未获授权，全球进程缓慢，文化差异。李开复并没有深入说明理由，只是寥寥几句概尔论之。但他的评论让人联想到了2010年谷歌搜索退出中国大陆，去年Steven Levy在其著作《In the Plex》中谈到了李开复和谷歌中国，Google之所以退出中国，外因可能高于内因，而内因则和李脱不了关系。

计划生育备受争议，老龄化、男女性别比悬殊、青年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正迫使社会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但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个制度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吗？美国研究人员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利用贝叶斯方法预测各国的人口。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下降，实际上还会下降的更快。美国卡罗来纳大学人口所研究员蔡泳解释说，“因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重点是胎次，忽略了生育年龄和间隔对生育率的影响。只关注了‘少’，把‘晚’和‘稀’丢掉了。结果中国人初婚年龄降低了，初婚到初育的间隔比50年代缩短了。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造成了人们抢生、超生，使得198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未能持续1970年代的下降趋势。”

Linux创始人Linus Torvalds在Google+上称呼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是“ f*cking moron（白痴）”，原因是罗姆尼开玩笑的说“飞机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窗户打开乘客会更安全”，在缺乏上下文不知道罗姆尼语气的情况下是可能会把玩笑当成真话。Torvalds在本月初还称罗姆尼的宗教摩门教是“bats**t crazy”。Torvalds是Linux创始人并不代表他在其他方面都正确无误。

物理化学数学类研究一般都以数据和公式推导出研究结论，但文史哲社类的研究则主要参考前人著作得出新的见解。而这个前人可能是德国人，英美人或法国人，研究者必须面对一个语言问题。科普作家卢昌海谈论了拙劣翻译与文科研究的风险，认为译文即使是公认优秀的译文也常常与原文有出入，影响阅读者的理解，有能力的研究者应尽量阅读原文。他举朱光潜为例；“ 1983年3月，朱光潜赴香港讲学期间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早年的美学观点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在过去是很严重的指控)，为了自辩，他晚年‘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仔细对照了‘马克思经典著作原文’，结果发现‘译文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包括了‘斯大林时代在日丹诺夫影响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程序员 写道 "StackExchange上的一个英文同名讨论贴(译文上，下)，有网友问：“在我看来，东方的程序员如何看待西方同行是一个有趣并且重要的问题。通常认为东方国家（印度/中国/菲律宾）是为西方国家提供外包服务（美国和欧洲）的。你有过参与离岸开发的经历吗？如果有，你对此有何看法？对于西方程序员你有哪些总印象吗（比如是否具有协作精神，是否按时交付产品，或者他们的工作质量如何）？”不少东方程序员（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孟加拉国、菲律宾和中国程序员）根据自身经历，发帖讲述各自眼中的西方同行。"

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是无人机的十年：远在千里之外的飞行员操纵着无人机向中东和南亚的可疑武装分子发射地狱火导弹。今天三分之一的美国军用飞机是无人机。但战场上的机器人无法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能力，它们时刻受到人类操作员的干预。不可避免的是，未来的致命自主机器人终会出现。一群学者正在争论战场机器人的道德伦理问题：乔治亚理工教授 Ronald C. Arkin认为，致命的自主机器人系统能比战场上的人类士兵在道德上更优越，他开发了一个机器人算法，整合了“道德控制器”，他相信有一天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能严格按照国际认定的战争法则开火或停止射击。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Arkin的道德控制器虚无缥缈，认为目前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需要军用机器人系统进行生死道德判断的程度。

流量生意模式是中国互联网最基本的商业模式，因官方参干预而偃旗息鼓的360百度搜索之战本质上是流量生意模式的延伸和围墙花园的一次应用。 根据CNZZ的流量统计：开战前的8月15日，百度搜索流量份额占75.44%、搜狗7.44%、谷歌中国5.61%；9月15日，百度占64.12%、搜狗8.39%、360搜索8.59%、谷歌中国3.93%。谷歌的一半流量来自360导航，影响最大；搜狗流量主要是自家浏览器，因此基本没有影响。搜狗摸索证明了“客户端-浏览器-搜索”的商业模式，360流量短期飙升得益于其浏览器份额更大，但技术实力略逊使这一趋势难以持久。360本质上做的是流量生意，而搜索是流量生意模式的最高形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涉日游行示威完全是“公众的自发行为”，但众所周知中国游行示威的合法申请手续无比复杂，申请基本不会通过。而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警察和身穿便服的疑似示威者坐在同一辆汽车上，到达目的地后警察还会与这些示威者面授机宜。当然，参与游行的除了“官方代表”还有许多确实是主动参与的人士，他们可能是打砸抢等暴力行为的主力。文明的抗议演变成野蛮人的狂欢、集体暴力以及机会主义者的趁火打劫，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但专家指出民主和专制制度下的暴力现象存在区别。已故政治学家查尔斯·堤利(Charles Tilly）在《集体暴力的政治(PDF第一章预览)》一书中认为，民主能够抑制国内暴力的发生，高强度的暴力很容易发生在低能力(Low-capacity)的非民主制度下，这种制度为机会主义者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

最近的钓鱼岛风波引发了又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俄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格里斯在其《China’s New Nationalism》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面子民族主义”，即必须建立在和“他者”的不断互动之上，美国、日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人用“胜利者”话语和“受害者”话语去解读中美、中日之间的历史交往和现实摩擦，从中汲取了建构民族主义意识源源不断的素材，用以保存国家和自身的“面子”和尊严。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家程映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种族民族主义”，其现代发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龙的传人》中对中国人种的叙述：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但爱荷华大学教授唐文方和同事在《Nationalism in China》(尚无免费下载)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高度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关系，即学历越高民族主义意识越弱，经济收入越低民族主义意识越强。

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通常被认为超过三千万，对于这一惊人的数字有许多人表示质疑和难以相信。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刊文称，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PDF)，回应孙经先的质疑。他指出孙经先依靠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孙用了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不是更接近的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孙认为“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中国国家档案局正在数字化历史档案，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称官方又在删减东西。

PPD 写道 "绿色和平联合创始人Patrick Moore博士近日发表评论"Greenpeace's Crime Against Humanity"，指责该组织在诋毁“黄金大米”问题上犯下反人类罪行。Moore在评论中称绿色和平从黄金大米诞生之日起就利用任何机会散播针对该大米的虚假信息。绿色和平称黄金大米对环境和健康有害，但连详细阐释可能产生什么危害都做不到。Moore推算由于绿色和平对黄金大米的阻挠，迄今已导致400万到800万本该逃离厄运的儿童致盲，其中近一半已经死去，其行为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反人类罪”条款中“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之定义。绿色和平在宣扬黄金大米谣言的同时自己却对可能致盲儿童什么都不做，已经构成反人类罪行。"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专栏中讨论了中国的创新，他以阿里巴巴淘宝以及支付宝为例，说明中国缺乏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他说，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他们就敢于进行冒险，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当有了信任时，人们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中国现在正处于旧社会结构和新体制之间的过渡阶段。旧社会结构是由村落和家庭组成，它们拥有自己的信任形式，新体制则建立在法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之上。中国共产党摧毁了第一个社会结构，但他们却还没建立起第二个，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放弃共产党手中的大权。所以，中国存在巨大的信任亏空。他的说法与郝炘的观点不谋而合，“没有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律体系的保障，小企业主不敢创新。而中国的大企业不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因为这些企业靠垄断市场不需创新，也能获得暴利，而垄断的根源也是国家缺乏能维系公共信任、打破有害市场竞争的私人信任的法律机制。”

美国亚利桑那州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认为纹身是一种言论，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亚利桑那高等法院引用了一个判決先例：纹身本身是一种纯粹的言论，纹身的过程则是一种表达活动。纹身艺术家的业务经常受到政府的过度监管，最新的裁决可能将迫使当地议会对纹身艺术家放松管制。

中国政府发布了《新二十四孝》，并考虑为常回家看看立法，试图再次推行和促进传统儒家的孝道。《新二十四孝》比六百年前的《二十四孝》更贴近现实，比如建议子女教父母如何上网、带他们看一场老电影、为退休的双亲买健康保险，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等。但政府的做法再次引发了争论，引发一场关于是否政府（而非负担过重的子女）应当照顾中国日益膨胀的退休大军的讨论。迅速老龄化的中国，有数亿农民离开故乡，到城里找工作。《新二十四孝》中提倡的那些孝道，被许多人认为远离了中国的现实。而支持再婚的建议也让老人感到尴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罗姆尼书面回答了“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科学政策问题”。问卷问题由ScienceDebate.org编辑，包括气候变化、创新和经济、互联网管理等方面的提问。对于气候变化，奥巴马回答称这是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表示他就任总统后制定了标准限制车辆温室气体排放，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等等。罗姆尼首先表示他不是科学家，但世界确实在变暖，而人类活动推动了变暖，决策者需要考虑负面后果的风险。但科学界在气候问题上并无共识——如变暖的程度、人类是否起主要作用，风险的严重程度——因此必须支持科学界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和调查。对于互联网监管，奥巴马表示支持立法保护在线知识产权，而罗姆尼认为管理互联网不是政府的职责。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发表文章讨论了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他说，“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形成在全行业、全领域广泛存在、难以收拾的局面，首先是因为问题本身的特性——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他指出，首先由于国家垄断了一些高利润的行业，使得过多的企业进入到有限的领域，过度竞争使得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就成为常态；其次是过多的税挤压了微薄的利润空间，从原料运输、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都产生了极大的附加成本，也导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最后是中国特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需要。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食品安全是难以得到根本变化。

中国明年7月1日起将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其中规定：“出境定居，须提交拟定居地亲友同意去定居的证明或者前往国家的定居许可证明...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中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提出申请，也可由本人或者经由国内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核发回国定居证明。”新规定如何执行引发了争议，如何定义“回国定居”也没有任何说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安部称已经储存了400多万出入境游客的指纹。

人类的预期寿命从一百年前不到50岁增加到今天的大约70岁，主要是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营养增加和医学进步。但寿命增长的负效应是疾病。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衰老生物学部主任Felipe Sierra说，衰老是大多数疾病的最主要风险因素。假设没有科学突发能“修正”衰老，联合国估计到下个世纪发达国家女性寿命将会接近100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寿命将会超过90岁，男性则比女性少3到4岁。但一个根本问题是你到底想活多久？《When I’m 164》一书作者David Ewing Duncan调查了大约3万人，给出四种答案供选择：80岁，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120岁，人类至今可能达到的最大寿命；150岁，需要生物科技突破；永生。结果是：60%的人选择80岁，30%的人选择120岁，大约10%的人选择150岁，不到1%的人选择永生。即使他提出未来可能发明一种让人青春永驻的药物，例如让60岁的人仍然像30岁，改变投票的人仍然很少。1955年，爱因斯坦拒绝接受腹部主动脉瘤手术，他说，人为延长寿命没有意义，他在世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走了。

专制制度、对市场的全面干预和国企垄断，等等都不利于经济发展，然而中国仍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经济学家茅于轼和苏东认为，原因是中国人民勤劳。他们指出：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了资本主义最初形成时期人们的辛勤奋斗和节俭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人身上却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另外，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当然，这一特点并不全是优点，正如很多人所说，还是很大缺点，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

经济增长同时带来的环境冲击对中国及世界皆有深远影响，虽然每每提到中国位居世界前列的环境污染时总有人会提到人均，反对者仍然认为中国没有理由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这一工业化国家积累财富时采取的模式。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是：道德上来说，不能认为中国人不应享有发达国家长期享受的经济繁荣的权利。然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却不能说他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中国对生态的影响正极大地延伸到国境线以外。从气候变化到加州空气质量，这个世界工厂的影响非常深远,..对于中国工业化转型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人自己的体会最深。因此，人们已形成一种常规认识：变革只能寄希望于不断扩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力量，他们受够了既不能保障空气质量安全、又不能保证食品清洁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