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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使用 4000 人的血液样本,开发出一种新的验血方法,可在癌症症状出现之前准确鉴定出 50 多种癌症。更重要的是,该方法还能识别出 12 种特别危险的癌症,包括通常到晚期才能诊断出的胰腺癌。研究人员是基于对垂死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 DNA 进行测序,开发了几种验血检测癌症的方法。该团队发现,在大约一百万个位点寻找甲基化模式在筛查癌症方面最有希望。甲基是细胞添加到失活基因中的化学标签,癌细胞都具有异常的甲基化模式。研究人员用 1500 名癌症患者和 1500 名未进行癌症诊断的人的血液样本来训练机器学习系统,然后使用该系统分析了 650 例癌症患者和 610 例非癌症患者的血液样本。结果表明,机器学习系统在鉴别出癌症方面的特异性为99.3%,这意味着仅 0.7% 的非癌症患者被误认为罹患癌症。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预印本网站 bioRxiv 发表研究称,猫容易感染新冠,还能传染给其它猫,但狗不那么容易被感染,鸡、猪和鸭则不太可能感染。不过猫主人暂时不用恐慌,这项研究是基于实验室的实验,少量动物被有意注入高剂量的病毒,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人与宠物之间的互动。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被感染的猫会将病毒传染给人类。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样本注入到五只家猫的鼻子,6 天后其中两只被安乐死,研究人员在它们的上呼吸道发现了病毒 RNA 和感染性病毒颗粒。其余三只与三只未感染的猫一起关在笼子里,之后研究人员在其中一只身上发现了病毒 RNA。显示病毒能在猫之间传播,但还有两只没有被感染意味着它可能并不具有高传染性。研究人员表示需要展开更多的测试。对狗的测试显示,它们的粪便里有病毒 RNA,但不包含任何感染性病毒。鸡、猪和鸭都没发现感染病毒。
COVID-19 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是口罩。它是如何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医护保健器材的?人们很早就用简易的口罩去遮住脸部。1720 年的马赛爆发了鼠疫,当时的绘画就显示人们用布围住脸去处理尸体,虽然鼠疫主要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传播。此时还没有细菌病毒之类的概念,人们以为瘟疫是腐化的空气。这种理论促使一种臭名昭著的口罩设计。17 世纪的医生会戴着形似鸟嘴的口罩,其边缘的孔腔内装有香料,人们认为这可以帮助避开瘟疫的气味。现代生物学的出现使得腐化空气的瘟疫理论逐渐消失。医生从 1897 年开始佩戴外科口罩。口罩还没有设计去过滤空气中的病毒或病菌颗粒。而这也并非是今天的外科口罩的设计重点。医生佩戴外科口罩主要是为了防止手术过程中喷嚏或咳嗽产生的飞沫落在患者的伤口上。1910 年的秋天,满洲爆发了鼠疫。这种瘟疫的死亡率高达 100%,感染者会在 24 到 48 小时内死亡。中国和俄罗斯展开了科学军备竞赛,想要寻找瘟疫根源并阻止其扩散。清政府聘请了名叫伍连德的医生领导这项工作,伍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榔屿,在剑桥学医,还很年轻,也没什么名气。在对一名受害者进行尸检之后,伍确定瘟疫并非是通过跳蚤传播,而是通过空气。他随后扩大了当时的外科口罩的使用,对其进行了改良,使其能更牢固的包住脸部。他的发明是一项突破,但部分同行对此持怀疑态度。一名法国医生对瘟疫通过空气传播的说法不以为然,他没有戴口罩去了处理瘟疫的医院,2 天后他就死于瘟疫。伍的口罩迅速流行起来。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爆发时伍的口罩已广为流传。今天流行的 N95 口罩是其的派生物。
科学的一篇报道评论了中国在逐渐恢复正常化,但这种正常化是否能持续下去?据估计,截至 3 月 24 日四分之三的中国劳动力回到岗位。疫情的中心武汉和湖北则要相对滞后,武汉要到 4 月 8 日解除封锁。3 月 18 日中国报告本土传播的确诊病例数量为零。之后本土传播虽然再次出现,但绝大多数新增确诊病例都为境外输入。这种趋势能否保持?本土传播的少数病例意味着危险并未远去,而且很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国家卫健委不再统计包含测试阳性但没有症状的人,此外还有报道称地方政府限制新感染的信息以达到零本地确诊的目标。香港大学的传染病专家 Ben Cowling 表示他相信中国的本地确诊病例确实很少。但由于大部分人口仍然容易感染,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性。疫情期间的习惯依旧保留,人们都戴着口罩,在公共场所和办公场所保持距离,数以百万计的人继续在家办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称,中国的策略是在疫苗和治疗药物问世前争取到时间。
随着这场新冠疫情的蔓延,研制出疫苗可能需要 18 个月,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等待的代价。医生们迫切希望找到哪些药有效的证据。在接下来一个月,随着在中国进行的一些重要试验发布初步结果,他们将了解更多信息。然而政治人士和投资者对某种奇迹疗法的渴望,催生了一个关于治疗病毒药物的错误信息漩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FDA 已经批准将抗疟疾药物氯喹(chloroquine)和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用于治疗 COVID-19。结果他的说法被证明并不属实;这些药物还对少数患者造成致命后果。FDA 实际上只是在收集这些药物是否有效的证据。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三大类药物。第一类是阻止病毒复制的抗病毒药物。第二类是抗炎药,这种药物可以在免疫系统不堪重负时治疗肺部。第三类是基于抗体的疗法。分析师们正在焦急等待吉利德研发的瑞德西韦的早期试验数据,试验证据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公布。
WHO 以及美国 CDC 都建议,只有有 COVID-19 症状以及照料他们的医护人员需要佩戴口罩。但中国 CDC 主任以及部分卫生专家则建议人人戴口罩以减缓疾病的扩散,不管有没有症状。捷克共和国最近强制性要求在公共场合人人都需要遮住鼻子和嘴巴,推动了一场手工制造口罩的草根运动。支持戴口罩的专家也表示,口罩对传染病扩散的影响很可能只是适度的。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加剧医院的口罩短缺。但随着传染病的扩散,公共卫生专家建议政府改变有关劝阻戴口罩的信息。伯明翰大学的 KK Cheng 称,口罩不是保护你自己,而是保护别人免遭佩戴者喷出的呼吸道飞沫。
世界各国政府正努力让公民远离人口密集地区,以减缓冠状病毒 Covid-19 的传播。但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无意中还减缓了其它流行传染病的传播,比如季节性流感。对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的比较发现:3 月 19 日,美国人出现类似流感症状的比例为 4.9%,而通常是 4.0%。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 Covid-19 扩散的结果。但到了 3 月 23 日,这一比例降至了 3.3%,而往常的数据是 3.7%。短短四天类流感症状的比例就从比过去高 0.9% 变为比过去低 0.4%。这种跌幅是以往没有见过的。流感和 Covid-19 类似,主要通过接触传播。
不同年龄段对新冠有着不同的风险。目前来看,年长者依旧是风险最高的群体。帝国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年龄与住院几率存在联系,而且年长者一旦住院有更大几率需要重症监护。在 50 岁以下的人群中,不到 5% 的人因症状原因需要住院治疗,而在 70-79 岁年龄段的人中,这个比例是 24%。根据中国与意大利病例情况得出的推算显示,在 80 岁以上年龄段中,这个比例高至 7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表示,早期数据显示,53% 的住院患者年龄在 55 岁以上,这意味着一般的人年龄更小。但在重症监护患者及死亡病例数字而言,年龄最大群体的比例要高出许多(80% 的死亡病例为 65 岁以上人士)。无论年龄大小,基础病症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的症状可能非常轻微,甚至没有任何症状,因此意识不到自己具有传染性。目前看来新冠病毒比流感的传染性更强。
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志刚团队报告,马来穿山甲可能是与新冠病毒类似的病毒潜在自然宿主。今年 2 月 2 日,张志刚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对来自 2019 年 3 月 24日 无法救护成功的一只穿山甲肺样本病毒组学数据进行重新组装和全面分析,发现其携带有与新冠病毒相近的冠状病毒,被命名为穿山甲冠状病毒(Pangolin-CoV),这种病毒与新冠病毒以及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报道的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相似性分别为 91.02% 和 90.55%。研究发现,穿山甲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的亲缘关系仅次于蝙蝠冠状病毒,但是穿山甲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的 S1 功能基序高度一致,涉及与人类 ACE2 受体互作的五个关键氨基酸残基完全一致,而蝙蝠冠状病毒发生了四个突变,提示了穿山甲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具有相似的宿主细胞识别能力。研究还发现在 S1/S2 酶切位点,新冠病毒含有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类似的 Furin 蛋白识别序列,而穿山甲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以及 SARS 冠状病毒都缺失了该功能基序,表明新冠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具有相似的宿主细胞侵入机制。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的一项早期分析显示,位于更温暖地带的社区似乎在减缓新冠病毒疫情传播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冠状病毒传播发生在气温较低的地区,这些地方的气温约在3至17摄氏度之间。
尽管赤道气候带国家和正处于夏季的南半球国家也已通报了确诊病例的存在,但迄今为止,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以上地区的患者仅占全球病例数的不到百分之六。这种季节性模式与流行病学家观察到的其它病毒具有相似性。每年引起普通感冒的四种冠状病毒也会在更温暖的天气里变弱。至少有另外两项公开发表的研究对冠状病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西班牙和芬兰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这种病毒似乎在零下2至零上10摄氏度的干燥气温下较为适宜生存。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激进的控制措施之前,温度较高、环境较潮湿的城市在疫情暴发初期报告的疫情传播速度较慢。但上述研究均未经过同行评议。
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人的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与抗击流感的方式相同。专家称,确定哪些免疫细胞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应当有助于疫苗的开发。目前已有许多人在感染新冠肺炎后康复,这也意味着人们已经知道,免疫系统可以成功抵抗这种病毒。但这项研究首次确定出四种可以抵抗新冠病毒的免疫细胞。研究人员追踪并观察了一位属于轻微至中度症状的病患。这名病人今年 47 岁,来自中国武汉,在澳大利亚一所医院就医。她在 14 天内康复,此前没有其他健康问题。在病人病情出现好转的三天前,她的血液中出现了一些特定细胞。在流感患者体内,同样的细胞也是在类似阶段出现,患者然后康复。识别免疫细胞开始出现的时机有助于“预测病毒的发展过程”。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对儿童往往较为温和,在目前已确认的数万例感染中,儿童所占比例最小。迄今为止对儿童和病毒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儿童出现轻度或中度症状,但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是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可能会患重病。这项研究(PDF)发表在《儿科》期刊上,研究人员分析了 2 月 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的 2143 例 18 岁以下的患病儿童。只有三分之一多的病例通过实验室检测得到确诊。其余根据孩子的症状、胸片、验血以及是否接触过新冠病毒感染者,被归类为疑似病例。大约一半的儿童有轻微的症状,如发热、疲劳、咳嗽、鼻塞,可能还有恶心或腹泻。超过三分之一(约 39%)的患者病情中等,CT 扫描显示有肺炎或其他肺部症状,但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大约 4% 的人没有任何症状。有 125 名儿童——将近 6% ——患上了严重疾病,并有一名 14 岁的确诊男孩死亡。这些病例中有 13 例处于呼吸或器官衰竭的边缘,被认为是“危重症”。其他则因为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而被分类为“重症”。
韩国没有采取类似中国极端的封城策略,但成功的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它成功秘密是什么?科学网站报道称,成功的背后是韩国覆盖广泛的组织良好的病毒测试项目。韩国至今测试了超过 27 万人,相当于每百万居民测试 5200 多人。相比较下,美国是每百万居民测试 74 人。韩国的经验显示大规模测试是疫情控制的关键。韩国的成功是否能持续暂时还不清楚。韩国这次疫情准备充分与 2015 年 MERS 疫情的教训有关。当年一位商人在中东旅行期间感染了 MERS,返回后在三家医院接受了治疗,将病毒传播给了 186 人,导致了 36 人死亡。跟踪、测试和隔离了 1.7 万人才使得疫情在 2 个月后消失。MERS 的经验帮助改善了韩国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新的法律授权政府可以收集诊断阳性的患者的手机、信用卡等数据,重建其行踪,识别与其接触过的人,判断是否发生交叉感染。
人们认为两个主要的危险因素让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更高的死亡率:年纪大以及存在基础病。但大量研究指出,还存在第三个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研究发现,即使对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贫困线的人来说,相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低收入与糖尿病或心脏病等慢性病的更高发病率有关。情况并不总是这样。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健康差距也在拉大。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一直在逐渐向高学历和富裕阶层倾斜。结果是,社会底层的人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比平均风险高出10%。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数据,患有慢性疾病能让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平均值高出10倍。将这两个数据加起来考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新冠病毒肺炎的致死率可能是平均病死率的两倍。
意大利整个国家被隔离,死亡人数超过了一千;韩国在同一时间遭遇疫情,但只有几千人隔离,67 人死亡。两个国家的一个巨大区别是韩国的新冠病毒检测数量远多于意大利,韩国测试了超过 22.2 万人,确诊了接近 8 千;意大利只测试了 7.3 万多,确诊 1.5 万多,死亡 1016 人。数字当然不能简单比较,但“积极而持续的测试是对抗病毒的强有力工具”。广泛的测试能让政府更好的了解疫情的范围,而有限的测试则让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去限制人的流动。此外,现有的数据显示,新冠对年长者的威胁更高,意大利 3.65% 的人口超过 80 岁,而韩国 1.75% 的人口超过 80 岁,意大利绝大部分死亡者的年龄超过 50 岁,这也是两国的一个主要区别。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等人在《柳叶刀》发表论文(PDF),指出高龄患者确实更可能面临死亡风险。论文统计了 191 例患者的临床数据。他们全部来自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最早的两家定点医院。入院时间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其中 137 人已出院,54 人死亡。从疾病发生到出院的中位时间为 22 天,死亡中位时间为 18.5 天。 研究整理了 191 例病患的完整临床指标数据,发现死亡病患与幸存者间存在一系列指标差异。比如年龄,死亡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 69 岁,幸存者为 52 岁。与幸存者相比,死亡患者更易出现脓毒症、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半数死亡患者有继发性感染。幸存者和非幸存者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表现有显著不同。单变量分析发现,患有糖尿病或冠心病等合并症的人死亡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