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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不要老责怪祖宗 转自路透社

    cuthead(2701) 2009-07-08 03:22:58  
    程序 先讲三个故事:

    东汉初年有个隐士叫严子陵,他年少的时候曾经和光武帝一同游学。但後来光武即位,严子陵就隐居不见。光武思念故友,于是千方百计地终於找到严子陵,并且要给他大官做。严子陵并不吃这一套,他只答应与光武长谈一次,而且还把大腿架在光武的肚子上,因为他们以前游学时也经常这样。後来,严子陵依然回到富春江隐居。

    (2006年4月4日,云南虎跳峡风光。)

    唐太宗非常关心自己的未来形象,想看看史官是如何记载自己的,但又不好直接破坏君王不观起居注的传统,于是就拐弯抹角地试探褚遂良。然而褚遂良谨守规矩,并直言唐太宗的不善也要记录。无奈之下,唐太宗只好找到房玄龄,求他给自己看了一个“精简本”,并且也没有试图修改不利於自己的记录。

    南明时期,满洲铁骑进占江南,夏完淳年仅15岁,就随父夏允彝在松江起义抗清。约在投军前夕,与钱秦篆结婚。失败後,夏允彝投水自殉。後又参加太湖义军继续抗清。失败被俘之时,他在降将洪承畴诱降下坚定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死时年仅17岁。

    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故事简直是数不胜数。每当读到这些故事时,我都不由得感慨万千,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因此,我就对这样一些说法觉得极为诧异,这些说法将当代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归咎於“封建传统太深”,比如政治集权、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道德沦丧,甚至很多人还一如既往地认为“中国人奴性重”、“有劣根性”,深信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首先,我们古代的政治集权并不像现在想象的那麽严重。中国古代的帝国政府,行政体系从来没有达到过县级以下,县级以下的权力体系主要是由当地士绅来维持的。在中央政府,除了秦代等那样极端的朝代,大部分事也不是皇帝一人说了算的,正如孟宪实所指出的,唐朝中央政府的重要会议就分为行政办公会议、政事堂会议、御前会议三种,皇帝主要是参加御前会议讨论最重要的一些事务。有时候,即使是皇帝下的命令,如果臣下据理反驳的话,也常常无法执行。明代的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麽堕落,他们之所以选择“堕落”,只是因为他们的很多意见都被臣下反驳得不行,所以感到无所作为。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乱,因为大臣们照样能把国家治理好。

    第二,中国古代的官员腐败并不严重(当然,最严重的可能就是清代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儒家教育。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就发现,“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之匾额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

    第三,司法不公正也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一方面可能是源於一些电视剧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法律学者对古代法律严酷性的批评。的确,古代的法官由行政官员兼任,并不如现在的很多法官专业,但他们判案并非源自主观臆断,而是大量参考从前的类似判例的,这很接近于英美法系国家。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能保证每个案件都判得很完美,但绝非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污浊不堪。至于法律严酷性的问题,正如张维迎所指出的那样,这主要是为了加大犯罪的成本,以减少犯罪发生的概率,而且对比一下古代西方的法律,中国古代法律的严酷性也并不突出。

    第四,古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并不低,道德教育是很成功的,如果用我们现在道德教育的虚伪性来否定古代道德教育的话,那真是个笑谈。儒家经典里的教导,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有些迂腐,但并不虚伪。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谋道不谋食”、“忧遭不忧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样的教导,既不迂腐,也不虚伪。翻开二十四史,实践了这些教导的人汗牛充栋。进一步而言,古代人之所以对自己做很高的道德要求,正是因为看重历史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是非常公正的。即使是贵为皇帝,也无法让史官照着自己的意志去记载历史,而现在又怎麽样呢?历史早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至于“中国人奴性重”、“有劣根性”的说法,就更为莫名其妙了。在古代中国,像严子陵、褚遂良、夏完淳这样不惧强权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刘晓波说“古代的隐士都很有名,都想走终南捷径”,这是非常不公正的说法,严子陵这样不肯走终南捷径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隐士走终南捷径,也不是为了当官後有多少福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像李白就属於此类,试问当代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几乎是有多少史官,就有多少值得赞叹的故事,正是他们不畏皇权,秉竹直书,我们才能看到那麽多动人的故事,现在出版的那些当代史著作又能看到多少这样的故事呢?至于像夏完淳这样在民族危亡面前敢于反抗至死的人就更是多不胜数了。我读过欧洲、中东、印度的历史,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出过如此多坚贞不屈的英雄。

    的确,鲁迅等学者批评的一些问题是有道理,但他看到的主要是清代以来的情况。蒙元和满清的铁骑深深伤害了这个民族,使得我们在继承它们留下的广袤国土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载了原本不属於我们的文化糟粕。但是如果仅仅据此认为中国历史只有“老百姓做奴隶”和“老百姓连奴隶都做不成”的时代的话,那实在是莫大的误解。

    有些国人盲目崇洋媚外,另一些人又反对“西化”,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五四以来,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的传统,以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世界上或许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看法了。很多西方学者都已经意识到,柏拉图著作里的专制因素远远超过孔孟文章,卢梭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还比不上顾炎武,西方有比我们优越的文化遗产,也同样有比我们还差的文化糟粕。而对於反对“西化”的人,我只想说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要说“西化”的话,中国早已“西化”了。

    斯宾格勒说过:一个没有失去了自身文化的民族是漂泊无根的民族。的确,我们有辉煌的历史,有着优秀的文化,只是因为前代人的失误,我们渐渐忽视甚至遗忘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在我们连自己民族的传统都已遗忘的情况下,却把现在的病因都记在祖宗的名下,那实在是太不公正了。(完)